王科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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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：唐胄在歷史上被譽為嶺南人士之冠，他不僅撰寫了影響深遠的《正德瓊臺志》，還有詩作流傳于后世。《傳芳集》即是他的詩文集，集中所揖錄的詩歌大致可以分為題詠類、贈送酬寄唱和類與體恤民情針砭時弊類。就篇幅而言，前兩類居多，且都體現了明代詩歌商業化的痕跡；而篇幅較少的第三類卻很見詩人的功力和其對現實的批判深度。通過賞析這三類詩歌，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：唐胄的詩作不僅是海南文學史上的一朵奇葩，它還拓展了海南文學抒寫心靈的深度和空間。
關鍵詞：唐胄；《傳芳集》；題詠；贈送酬寄唱和；體恤民情；針砭時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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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胄（1471～1539），字平侯，號西洲，海南瓊山人。據《廣東通志》記載，唐胄幼年聰穎過人，博覽經史。在鄉試和會試中，唐胄均獲“禮經”第一名，成為當時赫赫有名的“經魁”，才名遠播。唐胄于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中進士。史載：“胄耿介孝友，好學多著述，立朝有執持，為嶺南人士之冠”。唐胄曾任戶部山西司主事，后歷任員外郎、廣西提學僉事、云南金騰副使、廣西左布政使。嘉靖十二年（1533）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轉任南京戶部右侍郎、北京戶部左侍郎。在17年官宦生涯中，唐胄經歷了11次升遷，官至北京戶部左侍郎（相當于現在中央政府的常務副部長），這足以證明唐胄為官的才干。但唐胄性格耿直，兩次頂撞嘉靖皇帝，終因上疏諫止征討安南逆旨下獄，拷掠削籍歸鄉。后遇赦，不久因病去世。隆慶初追贈右都御史。唐胄為官頗有政聲，史有論曰：“唐平侯負遠識，不輕出。崇教化，以勸諭來不庭。敦本務實，其所學頗精。”唐胄著有《江閩湖嶺都臺志》、《正德瓊臺志》、《西洲存稿》、《傳芳集》等，唐胄對海南文化的最大貢獻是編寫了《正德瓊臺志》，這是海南現存最早也是寫得最精彩的海南志書。其詩文集《傳芳集》內容頗豐，唐胄涉及了疏、序、記、論、碑、詩等多種體裁，其中的疏論為了解當時的社會、政治、民族及海南文化歷史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同樣，唐胄的詩歌創作亦有佳績，《傳芳集》中揖錄的詩歌就是明證。《傳芳集》所涉及的思想內容大體有以下幾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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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題詠類
題詠類詩歌主要是指唐胄詩歌中的題詩和詠物詩，唐胄詩的題詩根據所題的對象可分為多種類型，其中所占數量較多的是與人工建筑或自然界的山水相關的題詩。這其中有很多詩的詩題中就直接表明了是題物詩，如《題慈谿顧繡衣追慕卷》、《題同年戴憲長蒼山賦別卷》、《題戰功圖送劉太參歸會川》、《題守關忠節卷并序》、《題莆陽吳知州以寬可以亭》、《題程孺人貞一》、《題江西云崖宗室卷》等詩歌。此外，還有許多詩題上并沒有表明這一點，如《訪趙忠簡墓》；還有以自然山水為描繪對象的詩歌，如《關索嶺》、《閑中漫興》、《衢州石塘橘》、《新春詠》、《紅雞冠花》、《瓜州阻風》、《阻風》、《關羽瀨》、《包茅山》、《果化州》等詩歌。
唐胄的題詩中，多是把人工建筑、自然界的山水與國家時政和同朝幕僚的功績結合起來，多借由這類事物引發，抒其激懷壯烈。如題亭臺樓閣的《題莆陽吳知州以寬可以亭》，詩中曰：“分足皆為處，身便意自融。三竿安樂夢，一吹舞雩風。午火空馳急，蝸涎豈解窮。兀焉今見此，大庇欲穹窿。”此詩境界之大由末句始見。題自然風景的有《關索嶺》、《衢州石塘橘》、《新春詠》、《瓜州阻風》、《阻風》、《關羽瀨》、《包茅山》、《果化州》等。唐胄在《果化州》中抒寫了一幅明媚的畫卷：“花引醒鳥叫愁，荒夷歲晚亦寄游。黃茅紫磴疑無路，一抹煙開果化州。”在這首詩中，唐胄了然無痕地化用了陸游《游山西村》中的“山重水復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寫出了果化州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。唐胄的另一類題詩則和時人沒有多大關聯，主要是借古抒懷。這類詩較富于文人詩的特色，相對而言也更有藝術價值，如《題慈谿顧繡衣追慕卷》。詩的開篇即說：“莫追慕，生如客寄死照散。不朽惟名不死鬼，七尺微軀安復顧”，詩人接著又說：“一官遺恨負明經，縲紲不妨公治賢。鐵冠臺府今岳岳，桂枝月殿香繽紛。惟公有名為不朽，有兒為不死”。這里可以通過詩人對顧繡衣客死他鄉的贊美，隱見其對人生、名利的思考；及至詩末，詩人又再次強調和提醒自己：“莫追慕，空自戚，西山木主應成血”，再如《關羽瀨》：“破虜忠名萬古秋，三分割據百年休。漢臣漢賊癡還慧，何用生兒似仲謀”，詩的末句“何用生兒似仲謀”與辛棄疾的“生兒當如孫仲謀”的感慨恰恰相反，表達了詩人對歷史的感慨和對國事的隱憂。除上述以人工建筑或自然界的山水等為歌詠對象和題材的詩歌外，唐胄詩還有一些題畫詩也可歸于題詩這一類，如《題戰功圖送劉太參歸會川》、《鴉小崗》。其中《鴉小崗》一詩寫得很清雅并極富文人情趣：“鵬鳥何年去，南溟尚此墟。海膄新拓發，劫遠舊灰噓。水潤性從下，坤容德本虛。不須山上澤，已悟畫前詩。”唐胄詠物詩中的歌詠對象從形象上看，可分為兩類：一類如《關索嶺》、《關羽瀨》、《包茅山》、《果化州》等純自然或是人文化了的形象，而另一類如《紅雞冠花》、《喜鵲》等所詠對象則相對顯得細微，更加日常化。前一種類型中的詠物詩中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美好理想和人格追求，感情較為充沛，更富有藝術感染力，也有更高的藝術價值。此外，唐胄的詩歌中還描繪了其他一些高舉而孤獨的形象，這點我們僅從他的一些詩歌意象中就可以明顯地看出，如菊、梅、鶴、鹿等；這些意象可以說是作者理想人格的一種自況：雖處逆境，卻不墜青云之志，這些意象寄托了唐胄高遠的情懷。
在唐胄的題詠類詩歌中，《紅雞冠花》一詩讀來別有一番韻味。詩曰：“花名不解作花妍，花似雞冠像可憐。文幘偏妝丹點密，斗鍪再接血痕鮮。甘陪菊淡階梅瘦，不惹蜂狂與蝶舞。歲晚朱顏誰更在，寒盟如此共年年。”其中“甘陪菊淡階梅瘦，不惹蜂狂與蝶舞”一句，足見唐胄的清高，他不愿像朝中那些趨炎附勢的同僚那樣競向權貴邀寵；其志為甘以淡菊瘦梅行為伍，而不愿與世俗的同流合污。唐胄的這一心態緣于他的仕途經歷。唐胄在考中進士后，被任命為戶部山西司主事，不久因父親去世而歸瓊守孝，服滿孝期之后，唐胄因不滿宦官劉瑾專權，稱病謝絕回京復職，被劉瑾罷免官職；劉瑾被處死后，朝廷下詔復用唐胄，但他以母親年老為由，請求養母送終。就這樣，唐胄在此后20年的時間里，“閑居”家鄉不做官，致力于編《正德瓊臺志》、辦學等。在那樣一個“官本位”的時代，在壯年就主動放棄官位在家鄉“賦閑”，可見唐胄骨子里對功名利祿的淡泊，所以他在《紅雞冠花》一詩中吟出“甘陪菊淡階梅瘦，不惹蜂狂與蝶舞”兩句就不足為怪了。
在唐胄的題詠類詩歌中，《閑中漫興二首》寫得別具一格。唐胄在詩中寫道：“迢遞川原瘦早霜，菊黃槐綠送秋忙。碧雞金馬看人淡，白鶴瑤琴伴意長。敢忘恩波天與闊，自傷癡拙老添狂，朔風也重袁安臥，夜夜追尋到枕涼。”“靜里風情覺道真，天空海闊盡宜人。云閑不厭交庭影，風懶無心掃徑塵。萬里宦游鴻爪印，兩年舊識燕歸前。鹿車未遂梅花路，慰得高鄰載酒頻。”這兩首詩均寫于唐胄在云南為官期間。從詩中我們不難看出，這時的唐胄產生了棄官歸田之意。這是典型的中國古代讀書人的兩難境地：一方面，飽讀儒家經典，要經世濟民；另一方面，受道家思想影響，想逍遙自在。這是一個悖論，因此，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”成為中國古代讀書人的理想人格。唐胄做到了“兼善天下”與“獨善其身”的統一：他既抱著儒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想，又視功名、富貴如浮云。這正是唐胄的高蹈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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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贈送酬寄唱和類
唐胄的詩有相當多是屬于贈人、送別或酬寄唱和等類的詩歌，這類詩歌大多是與人交往應酬的產物，我們不妨把它們歸為一類，簡稱為贈送酬寄類。《傳芳集》中的贈送酬唱詩就有《謁桐鄉王汝學先生》、《余自南贛赴撫山東，贛郡博吳誠以鄉人攜酒來送過宿，賦此別之》、《送蔣郎中南使便歸全州省祖母》、《送范僉憲西巡洱海》、《次方伯東橋詩》、《余自南贛赴撫山東，陳都憲原習來代，以年誼之厚，操舟送至儲潭，席間賦詩見贈，步韻酬之》、《賦周汝實以送饒令入覲詩請校正》、《逢紹之侄》、《南安趙別駕璧以父母俱上壽，同以十一月七日為生辰，繪上壽杯圖馳獻，予同年太守李彥文屬予作詩美之》、《哭黃處士東皋惟堅》、《晏長清、張仲寶、陳伯孚來訪》、《謝陳秉鈞送腌蟹詩》、《和少參陳龍山、僉憲張白山游冰井寺詩》、《寄酬王廷信贈別韻》、《憶朱南岡少參》等詩歌，多達16首，就數量而言，占了其詩作總量的1/3強。
唐胄的贈詩對象多是志同道合的人，作者借由詩歌稱贊所贈之人的美好品格，同時，這些詩歌也間接地體現和流露出了詩人自身的美好品格。如《次方伯東橋詩》、《逢紹之侄》、《晏長清、張仲寶、陳伯孚來訪》、《謝陳秉鈞送腌蟹詩》、《和少參陳龍山、僉憲張白山游冰井寺詩》、《寄酬王廷信贈別韻》、《憶朱南岡少參》等。在《次方伯東橋詩》中，詩人敘寫了知交的得來不易與惺惺相惜之情：“啼鳥驚春去，柴車特地來，同知逢不易，未盡興空回。海內思安石，階前舞老萊。自從詩有約，夜夜菊花開”。而《逢紹之侄》一詩則敘寫了好友相見不知所言，索性以沉默之態神交，誰說朋友之間一定相言才是甚歡？在唐胄筆下，與友人的靜默更是搖曳生姿：“煙波風色遠，魚鳥看人癡”。正可謂此時無聲勝有聲，此等境界恐怕不是一般人能享有和擁有的。在《晏長清、張仲寶、陳伯孚來訪》一詩中，詩人由與舊友相見的驚喜下筆，稱舊友長清的到來為“天降”，及至見著張仲寶、陳伯孚，詩人由衷地感慨：“十載人間遇，千山夢里途”、“已知話不盡，相見且心寬。世路風煙闊，尊前面目難。緣應無俗結，夢尚未吹殘。明月黃花節，東西各據鞍”。這兩首詩和前兩首相比，多了一份人生的沉重與塵世的滄桑。苦于世事之繁，舊友相見亦屬不易，話不盡卻彼此都感到心寬；明知相見甚難卻還是免不了在明月之夜話別。唐胄在這首詩里表達離別之情時，并不過分地憂傷，給人的只是一縷淡淡的惆悵，恰恰是這一份輕輕的惆悵與淡淡的不舍才分外動人。面對與友人的別離，詩人并沒有表現出過分的悲苦和兒女情長。如《余自南贛赴撫山東，贛郡博吳誠以鄉人攜酒來送過宿，賦此別之》和《余自南贛赴撫山東，陳都憲原習來代，以年誼之厚，操舟送至儲潭，席間賦詩見贈，步韻酬之》。在《余自南贛赴撫山東，贛郡博吳誠以鄉人攜酒來送過宿，賦此別之》中，面對吳誠的同仕廣西之誼，唐胄道：“宦轍每相逐，鄉緣獨何奇。”樽前相送時，“無端桑梓談，鼓角星河低”。而再見卻是“明朝古處州，旌斾看青齊”。在《余自南贛赴撫山東，陳都憲原習來代，以年誼之厚，操舟送至儲潭，席間賦詩見贈，步韻酬之》一詩中，詩人筆下的離別顯得很灑脫，甚至有勸慰友人之意：“淡云清曉塞，細草綠春洲。名已三朝舊，心應四海周。威揚新閫鑰，別重遠山舟。自首分攜意，公乎莫亦猶”。這里的“名已三朝舊，心應四海周”與王勃的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中的“無為在歧路，兒女共沾巾”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友情與別離之于唐胄，正如他在《送范僉憲西巡洱海》一詩中所寫的：“乾坤寤我三生夢，煙月添人一種情”。正因如此，他才在離別之時表現出一種難得的豁達。
另外，唐胄的贈送酬寄唱和詩作還有兩類形象值得注意，一是謙虛、勤勉的好學形象，如《謁桐鄉王汝學先生》、《賦周汝實以送饒令入覲詩請校正》；二是孝子形象，如《送蔣郎中南使便歸全州省祖母》、《南安趙別駕璧以父母俱上壽，同以十一月七日為生辰，繪上壽杯圖馳獻，予同年太守李彥文屬予作詩美之》等。可以說，這兩種形象是唐胄自身的精神燭照；與此精神相通的是唐胄的另外兩首詩——《普淜》和《哭黃處士東皋惟堅》。在《普淜》的前三句，詩人飽含深情地抒寫了人生顛沛流離之苦：“去年過西洴，今年來普淜。青山幾萬里，應笑人能通。人生苦漂泊，何異云從風”。而接下來詩人筆鋒一轉，表達了酬壯志、報國君的激烈情懷：“奮激何家為，髀肉嗟重生。劍未血郅支，老驥終槽騰。平生報主志，豈在金印封”。面對蒼生不寧和人生易老的客觀現實，詩人希望自己能馳騁疆場：“勉旃復勉旃，無愧桑與蓬”。在這首詩里，我們看到了唐胄豪情萬丈和精忠報國的一面，即雖是一介書生卻依然渴望自己能奮勇殺敵，在有生之年解除邊患以報君之隆恩。及至《哭黃處士東皋惟堅》，詩人的心緒則變得水波不興：“心安隨處隱，何必鹿門深。馬瘦囊詩骨，榕清生客陰。會攜巢谷杖，不見披金裘。惟有東皋卷，靈魂不了尋”。在這里，唐胄退回到傳統文人的精神內核，寄情于詩書文字，只求攜杖存卷而不再關注金裘等其他身外之物。而唐胄的這一轉變也實現了傳統中國文人精神軌跡的蛻變。
三、體恤民情、針砭時弊類
在《傳芳集》中，屬于體恤民情、針砭時弊類作品的是《藤作并序》和《補白沙口哀百姓有序》。其中，《藤作并序》這首七言歌行寫得尤為悲憤，感人至深。
海南的藤器編織，久負盛名。《隋書》有昌化縣藤出的記載，唐代振州（今海南南部）貢藤亦見于史書。及至明代，萬州的藤作名揚天下，然而官府貨貢無時，軍民甚苦。唐胄的歌行前面有序云：“萬州藤作名天下，始于近代。官役勞及婦人，連年不得休息。正德初有王氏女，尤妙手工，官派多且細。過限父累被責。女傷怨，遂雉經。”其詩第一部分記敘了王氏女的悲慘遭遇：
劍門藤絲如發細，纖巧爭先出新意。
萬安土瘠民多貧，家家藉業為生計。
纖纖閨指稱絕奇，牡丹荏染鳳交嬉。
官工家派多精致，細遲過限爹遭笞。
十八嫁裙無一幅，朝朝暮暮勞官役。
豈知生業反為魔，遂甘自盡家難息。
滿城感泣增悲恫，禍州尤物何時窮。
英靈胡不上訴帝，條蔓枯盡山為童。
在這一段中，前四句記述萬州藤織業的發達，家家戶戶以此謀生。中間八句，贊揚王氏女手藝精巧奇絕，編織的藤器上牡丹鮮艷、鳳凰交嬉，栩栩如生。正因如此，官家派工就多，限期又急，王家姑娘朝暮辛苦也編不完所派；她父親常常因超過期限而遭受笞責。她走投無路，悲憤至極，只好以上吊自盡來反抗官府的奴役，并以此來解脫家庭的災難。后四句則敘述萬州城中人對王氏女的傷悼，吁求上蒼讓萬州的藤蔓枯死，群山盡禿，以便結束官府的橫暴。在這里，唐胄表達了對勞動人民命運的同情。
詩的第二部分，從現實追溯歷史，歷舉各個朝代土貢為禍百姓的實例。就全國而言，如東漢永元年間交州（今兩廣一帶）貢荔枝，北宋時期建州（今福建）貢茶，即海南一地而言，如漢時貢玳瑁、廣幅布，皆擾民慘重，甚至引起人民的廣泛反抗。明洪武、弘治兩朝，都曾宣諭海南“大禁貢獻”，太守徐鑒、方向等亦曾對前來瓊州索貢的中使加以抑制。但宣諭畢竟是一紙空文，抑制也作用甚微，延至作者生活的正德年間，“公賄私貢”變本加厲，以致民間“妻號兒哭無朝夕，催吏那知更下石”，萬州王氏女的慘禍就是由此釀成。作者義憤填膺，引古諷今，議論縱橫，敢嘲敢罵，鋒芒直指當時的封建官府，并質問為官者：“福星監司賢太守，民殃至是公知否？”此詩旨在引起官吏的警戒。白居易論詩主張“但歌民病痛，不識時忌諱”，此詩庶幾稱之。
《藤作并序》是抒寫百姓的勞役之苦，而《補白沙口哀百姓有序》則呈現出另一種氣象。由詩前之序我們得知，這首詩的緣起是唐胄對趙與珞之死的感懷。作者行文之中流露出對趙與珞遭遇的深切同情：“自阿里海涯戍鶚以來，數年之間，荊南江廣望風迎降。間有如高世杰、李芇、馬暨之苦節拒敵，亦不過斬首自盡而已，豈有若此裂殺之慘哉！……宋室守臣，死節雖多，豈有后于珞者哉！然以遠土孤臣，史氏不為立傳，續綱目者不為大書，可惜也夫！”一位守將尚且如此，那么忠魂逝后的孤旅三千和二百皇州的百姓的處境更是可想而知了。唐胄寫此詩，是因為趙與珞這樣大義的忠烈之士的行為和事跡，在民間不夠普及：“桐鄉《外紀》有哀使君義士詩，而不及民，茲特強裁以補云”。這也與他重民眾教化之舉一脈相承。
從以上分析中，我們可以看出，唐胄的詩歌自然天成、不事雕琢。他的詩作表現了他和時代相依存的一面——他諸多題材的涉及，顯示出了明代文學商業化的痕跡，即文學日漸講究實用。在明初，極為樸厚的世風及肅厲的行政作風，使得文學的功能更趨于強調“載道”和“世用”，這也就導致了一種明確的尚質主義。但到了唐胄中進士的弘治年間，文壇“文藻”最盛，尚質主義一時強勢難挽，而審美主義則流風遠播。“國初作者尚復渾厚，及于弘治，氣漸紛靡，斗巧爭能，蕪沒先世”。當時文風“流靡”蔚為大觀，生活于此間的唐胄，為文竟“不尚浮靡，不務綺麗，下筆有理致源委”，實屬難得。所以，我們用“文如其人”來評價唐胄及其詩歌是十分精當的。
“詩，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”。唐胄用他的詩歌，抒發了個人感恩與意志，體察了民情，考見了政策的得失。在他的詩中，我們既看到了他與人的交往、應對，又讀出了他對封建統治者的譴責，同時我們還領略到了他對人生的感悟。文學歷來是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，詩歌尤為如此。唐胄的詩歌敘了民情、抒了民意、寫了民心，也議了政議了經，他很自覺地遵循了歷代優秀詩歌的創作傳統，把自己的一抔感懷寄予蒼生大眾，既抒寫了一己之情，也給海南文學史上留下了一朵奇葩。
唐胄在《瓜州阻風》一詩中說，“茫茫天塹分南北，不盡行人今古情”。而唐胄的這股情，既有政治和文化的因素，也有唐胄的個人因素。就前者而言，海南“天高皇帝遠”的地理和社會環境，及在楚文化熏陶下的黎族的思想觀念。后者是唐胄本人的才華及其不倦地追求，他的詩作不僅展現了豐富的社會內容，還深刻地拓展了海南人的心靈空間。雖時隔五百多年，今人讀唐胄之詩，依然能觸摸到他的情懷，一如菊梅之盛開，香氣穿透數百年，至今仍縈繞在海南島的上空。直引得人脫去世俗之樊籠，讓心靈穿越時空，在精神的飛升中去聞那一縷縷沁人心脾的幽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