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海波? 李春
?
提要：在《諫討安南疏》里集中體現了唐胄的內政外交思想。對于蠻夷的治理，他說“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”，要因地制宜，靈活管理，用好政策，要體現天朝的恩威，體恤四方，這也是祖訓里要求的；明太宗用兵滅黎季嫠，但“求陳氏后不得，后兵連不解”，所以對安南用兵要慎之又慎；“外夷分爭，中國之福”，只要坐等漁利就好，出兵干預不是明智的選擇，況“嶺南外警遂稀”，所以“今紛爭正不當問”，歷史上對南征用兵，“屢服屢叛”，也只得郡縣虛名，無法真正統治；“外邦入貢，乃彼之利”；“興師則需餉……何以給之”，出兵打仗，加重負擔，最后受累的是老百姓；“今北寇日強，據我河套。邊卒屢叛，毀我籓籬，”南征必將讓北寇有可乘之機，影響安全；政治腐敗，統治黑暗，土地兼并十分嚴重，唐胄說“是憂不在外夷，而在邦域中矣。請停遣勘官，罷一切征調，天下幸甚。”唐胄的內政外交思想在明代是進步的，在今天也有借鑒參考意義。
關鍵詞：唐胄；內政外交思想；《諫討安南疏》
?
唐胄是中國歷史上一位著名的文學家、史學家和政治家，曾任明朝戶部左侍郎，死后追贈右都御史。張廷玉評價其“耿介孝友，好學多著述，鄉朝有執持，為嶺南人士之冠”，把唐胄、邱浚、海瑞列為明代海南三大名人。
被嘉靖皇帝起用的唐胄，先后在內地多處擔任重要官職，并逐步升遷到南京戶部右侍郎，1536年，又進入北京戶部，升至左侍郎，可謂官越做越大。但唐胄耿介直言，堅持原則的性情，決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悲劇命運。
1537年，安南（今越南）遣使告莫等庸篡權，久不進貢，嘉靖皇帝準備出兵進行討伐，唐胄當即上書《諫討安南疏》，認為發動戰爭有7個方面的不妥之處：
第一，對于蠻夷的治理，“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”，要因地制宜，靈活管理，用好政策，要體現天朝的恩威，體恤四方。
679年，唐朝設安南都護府，因而越南又有安南之名，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其人民為漢族。五代時期范縝割據，各地土豪霸占一方，中國北宋政府無力平叛，中越形成宗藩關系，隨著安南地方自主封建政權的出現、形成和鞏固。
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統治，建立明朝后，便遣使頒詔安南、占城等國，同他們建立了友好睦鄰的關系。不直接移植中國內地的封建制度，而是根據安南當時的具體情況加以管理，維持以朝貢和冊封為核心內容的宗藩關系。
第二，明成祖用兵滅黎季嫠，但“求陳氏后不得，后兵連不解”，唐胄認為應該把此作為“殷鑒”。
建元元年（1399），安南黎季犛殺死陳日焜，屠戮陳氏宗族百余人，篡奪了陳氏政權。次年2月，黎季立其子黎漢蒼為太子，自己稱帝，改國號為“大虞”，年號“元圣”，于是陳亡。黎季嫠亦改名為胡一元，子黎漢蒼改名為胡。接著，胡一元讓位于胡，自稱太上皇。胡奉表朝貢，托詞自己是陳氏外甥，為眾所推，權理國事，請求明朝正其名份，賜爵封位。永樂元年（1403年），明成祖遣使赍詔前往安南，封胡為安南國王。不久，黎氏篡權陰謀敗露：1404年9月，原安南陳氏陪臣裴伯耆向明廷告發了黎氏父子弒主篡位、殺害忠良的罪行，請求明政府“哀無辜之眾，興吊伐之師，隆滅絕之義”。與此同時，前安南國王之孫陳天平，由老撾軍民宣慰使刀線歹遣使護送前來中國。陳天平以親身經歷向明廷痛陳了黎氏篡權謀位的經過，請求明朝政府“伐罪吊民，興滅繼絕”，幫助恢復陳氏的統治。明成祖知道自己受了胡的欺騙，于是派使詰責胡。胡自知陰謀敗露，便假意上表謝罪，表示愿洗心革面，迎還天平，以君事之。并愿歸還在此期間被安南侵占的廣西祿州、西平州永安寨及云南寧遠州所轄之猛慢等寨給中國。1406年1月，胡陪臣阮景真來中國，迎接陳天平。同年2月，明派廣西都督僉事黃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歸國。當黃中一行經過雞陵關（今友誼關）將到芹站時，遭到安南十余萬伏兵的突然襲擊，陳天平被殺，明軍死傷者不計其數。明成祖聞訊后大怒，于是決定對胡興師問罪。
永樂四年（1406），明成祖命成國公朱能為總兵官，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，新城侯張輔為右將軍，率軍數十萬南征。行前成祖命令只準拿獲黎氏父子及同黨，其脅從無辜不問。并誡諭他們：“毋養亂，毋玩寇，毋毀廬墓，毋害稼穡，毋盜取貨財，毋掠人妻女，毋殺戮降附，有一于此，雖有功不宥，爾其慎之。……罪人既得，即擇陳氏子孫之賢者立之，使扶治一方，然后還師。”明軍遵守成祖的訓諭，并于進軍沿途發布檄文，揭露黎氏父子弒主篡位、暴殺無辜、侵占中國土地、掠奪占城財物等二十條罪狀。大軍一路秋毫無犯，進展十分順利。1407年，黎氏父子被擒，安南事平。明軍發榜，遍求陳氏子孫立之。其國之官吏耆老莫邃等上表，“言陳氏子孫盡為黎賊所戮，無可繼承，請為古制，復立郡縣。”明從其所請，置交趾都指揮司、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、交趾等處提刑按察司及軍民衙門，直接由中央派員進行統治。
明朝對安南用兵，明成祖主要目的是為了盡宗主國的義務和職責，幫助維護陳氏王朝的封建統治，但性質是非正義的，陳氏王朝也沒有保住，及至事平，有置郡縣統治，不合時宜，此后安南各地的反明活動不斷地開展起來，以此為殷鑒，唐胄可謂用心良苦，真是不能再對安南用兵。
第三，“外夷分爭，中國之福”唐胄說，出兵干預不是明智的選擇，況“嶺南外警遂稀”，所以“今紛爭正不當問”。
唐朝滅亡后，中國進入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（906～960）.越南的封建主利用中原的分裂動蕩之機，紛起割據。在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，先后有曲承裕、楊廷藝、矯公羨、吳權及丁部領五氏崛起，被稱為“小五代”。曲、楊、矯三氏皆自稱節度使。至939年，吳權稱王，但時僅6年。944年，吳權卒，“管內一十二州大亂”，形成為時22年的“十二使君之亂”。在此期間，安南地方混亂不堪，戰爭不斷，所以無法形成強大的王朝來對抗明朝，而明“嶺南外警遂稀”，唐胄說“今紛爭正不當問”。
第四，唐胄分析了歷史上對南征用兵，“屢服屢叛”，也只得郡縣虛名，無法真正統治。
公元40年，安南爆發征側、征貳領導的二征起義。42年，東漢伏波將軍馬援率軍征討，于次年鎮壓了這次起義。馬援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，“所過輒為郡縣，穿渠灌溉，以利其民。條秦越律與漢律駁者十余事，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，自后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。”二征起義失敗后，雒候、雒將退出歷史舞臺，東漢的統治延伸到縣級。馬援最重要的建樹，是把封建法律推行到交趾，以鞏固封建生產關系。
此伏波將軍南征雖為當地帶來了封建制度，但也只是中央王朝名義上統治力量達到此處，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歸附中央王朝，唐胄說“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”而已。
第五，“外邦入貢，乃彼之利”，對此唐胄認識得很清楚，所謂朝貢貿易就是維持藩屬關系而已。
安南從開寶六年（973）開始向宋朝朝貢，除兩國關系交惡時外，大都沒有間斷。明朝時，洪武元年（1368）到崇禎十年（1637），朝貢次數達79次之高峰。
安南向明朝朝貢，“修藩臣禮”，表示臣服。明王朝像以往王朝一樣，非常注重朝貢的政治、軍事意義，而置朝貢的經濟利益于不顧。所以不僅對朝貢國國王封官授爵，而且對貢物“估價酬值”，還回賜國王、王室成員及貢使大量貴重物品，即所謂“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，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”，回賜通常高于貢物價值。
從單純的經濟價值而論，朝貢往往是“薄來而厚往”，中國回賜給安南的物品一般都優厚于所貢的方物。明太祖曾說：“安南遠居海濱，率先效順，方物之貢，歲以為常。朕念彼知響慕中華，服我聲教，豈在數貢”，他下令說：“中國之于四夷，惟惟誠待之……若彼來貢，亦令三年一來，所遣之人，不過五員，所貢之物，務從簡儉，且須來使自持，庶免民力之勞，物不貴多，亦惟誠而已”。
安南在政治上“得賜國之寵”，經濟上“朝廷賜予優厚，復叩異恩”，因而“使者滿意而歸”。
所以他們是非常希望可以經常朝貢的，以至于“乞貢”，他們不僅可以得到明朝的優厚“回賜”，而且可以把其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罪責，借朝貢和使臣往還之名轉嫁到明朝政府頭上。
由于“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”，唐胄說“是彼欲貢不得，非抗不貢也”，這個不能自欺欺人作為出兵安南的借口。
第六，唐胄認為“興師則需餉……何以給之”，出兵打仗，加重負擔，最后受累的是老百姓。
任何時候，任何朝代，只要出兵打仗就需要軍費，最終承擔者是老百姓。唐胄深知百姓苦和累，今四川有采伐木材的賦役，貴州凱口有軍隊開支，兩廣積存的十萬錢糧全部耗費在田州岑猛的戰役當中，現又大興土木，所以軍需緊張。如果出兵安南，將興師十萬，不能保證軍用物資的供應，這是唐胄的恤民思想，時刻想著百姓的負擔和苦痛。
第七，唐胄認為“今北寇日強，據我河套。邊卒屢叛，毀我籓籬，”南征必將讓北寇有可乘之機，影響安全。
在邊境關系上，自英宗以后，北有蒙古瓦刺、韃靼部的侵擾，南部沿海一帶有倭寇騷擾，興起在東北的女真族也成了明政權的嚴重威脅。所以明政府應該一直警惕著北方威脅，謹記土木之恥辱，所以不能輕言南征，讓北寇有可乘之機。歷史最后證明，明朝最后被北寇所滅，唐胄可謂有很強的預見能力。
? ? ? ?從以上七點我們可以看出唐胄的內政外交思想：對內，要政治清明，輕徭薄賦，愛護百姓，珍惜民力；對外，要安撫友好，四海一家，實施外撫四夷的懷柔睦鄰政策，即明成祖提出的“宣德而柔遠人”的“懷柔”政策，倡導“四海一家”、“共享太平之福”。唐胄最后總結道：“是憂不在外夷，而在邦域中矣。請停遣勘官，罷一切征調，天下幸甚。”他對安南的叛逆極力主張安撫，反對武力征剿。他對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利益非常關心。唐胄生活在明朝中后期，封建社會的衰弱不可避免，這也造成了他的矛盾和悲劇，一生起伏跌宕。“胄耿介孝友，好學多著述，立朝有執持，為嶺南人士之冠。”這是對他一生最好的概括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