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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：這里所寫的兩位人物都與府城攀丹村唐氏家族有關。一是明代名臣唐胄，他為海南主編了現存第一部也是造詣最高的一部府志。一是唐舟的孫媳婦馮銀，她的詩才與操守至今令人傾服。兩人皆以杰出的學問與才華，為海南文化留下了值得銘記的痕跡。
關鍵詞：《正德瓊臺志》；史才；史學；史識；才女馮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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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自明清以來，有四大文化名村之說，即瓊山的金花村、蕃誕（今稱攀丹）村、文山村（古稱員山里）與三亞的水南村。蕃誕村乃唐氏家族世居之地，該村人才輩出，聲名顯赫，僅次于誕生了丘濬與海瑞的金花村。現僅舉最有代表性的兩位人物略作介紹，以見該村文化底蘊的深厚與聲名影響得以綿延至今的淵源關系。
唐胄與《正德瓊臺志》
1996年我在寧波參加天一閣建閣430周年紀念活動，參觀書庫時，陳列的樣本中有瓊人唐胄纂修的《正德瓊臺志》一種，似乎紙墨尚新，頓有如遇故人的親切，不覺得詩一首：“唐侯瓊志逐流云，杰閣珍藏賴獨存。溟海風濤途萬里，登樓何幸挹清芬。”所以這樣欣喜：一者此書是保存下來的海南府志中最早的一種，此前雖有過宋《瓊管志》、《萬州圖經》等名目，但都已湮滅無聞了。二者天一閣所藏的正德十六年（1521）刻本也是海內孤本，正賴有此本的珍存，上海古籍書店1964年據以影印出版，我們才能讀到此志，天一閣保存之功實不可沒。
相傳丘濬晚年曾有“郡牒未修”的慨嘆。在唐胄之前，王佐于正德六年曾主持過纂修郡志的工作，但未及成書，原因據聞是他在若干史實問題上與共事者意見不合，只留下序言一篇拂袖而去，所余稿本則以《瓊臺外紀》名編。爾后又有黃暾江先生之應聘主修（見于鄭庭鵠之贈詩），但也未見其書。迨于唐胄之出也，一部較為完備的《正德瓊臺志》才告纂成，此后歷代所修府、縣志皆胎息于此。現在我們講海南歷史，總不能不與此志及唐胄之名相聯。此志的特點，一是內容之詳備。其卷帙從原舊志和《瓊臺外紀》的只有十二卷擴大到四十四卷，以唐胄自序中的說法，便是“地切倭岐而述海道黎情之詳，急討御而具平亂兵防之備。隱逸附以耆舊，不遺善而且以誘善；罪放別于流寓，不混惡且因以懲惡。田賦及于雜需額役以書民隱，紀異及于災異禎祥以顯天心。首志以括邦綱，殿雜以盡鄉細。非徒例史以備事，而且欲仿史以寓義。”總之，凡是郡乘應有之內容皆所具備，可惜現在已佚二十二（黎情上）、二十三（黎情下）和四十三（文類）、四十四（詩類）等四卷。二是態度之審慎。唐胄自言其修此志乃欲“體文莊（即丘濬）而順其欲為之意，尊桐鄉（即王佐）而忠輔其已成之書”。“《外紀》一書，王桐鄉先生平生精力所在，故凡有錄入者，逐一明著，不敢竊為己有，以掩其善”。“文字唯貴事理純當，故有全取，有節取，間有不取者，必注某人文見碑或見舊志，不敢盡掩其跡。”這種審慎態度使所錄郡事例有所據。三是在謹嚴的前提下不乏自己的見解。“事有可議者，僭于條末，小為按，大為論，法史論贊之例，然辭必詳盡者，以備外史欲合之書”。志中的議論，許多都顯示了唐胄的識見，可謂成一家之言者。如對漢兩伏波是否來過海南的問題，他就能力辟眾論，獨持“未來”之說。
《正德瓊臺志》所以能有如此之地位，這是同主纂者唐胄所具有的史才、史學、史識三方面的素質分不開的。唐胄（1471~1539）為瓊山府城蕃誕村人，弘治十一年（1498）鄉試及十五年（1502）會試，皆以《禮經》魁選，初授戶部主事，后累官至戶部侍郎。平生事跡大端，乃在任云南金騰副使和廣西左布政使時三次平定地方上的動亂，見出他的捷于事功，瓊人唯鐘芳可與之伯仲。又以“七不可”之由諫伐安南，冒死諫阻世宗祀其生父于明堂，剛直則不讓于海瑞，實為海瑞樹立了榜樣。史稱其“耿介孝友，好學多著述，立朝有執持，為嶺南人士之冠”，“為文有理致源委，不尚浮靡”，這些都是修志的良好條件。他的受命修志，是在丁艱告歸以后。他深知修志之難，因而首立章程，“以《外紀》備舊志，以史傳備《外紀》，以諸類書備史傳，以碑刻小說備類書，以父老芻蕘備文籍”，繼以終日乾乾，勤勉從事。又以掃塵比喻修史，以為塵隨掃而隨有，況有之而未能盡掃，時時提醒自己不斷掃除志書中的紕漏，因而保證了志書的質量。他主修的志書，除《正德瓊臺志》外，還有《廣西通志》、《江閩湖嶺都臺志》等。
《正德瓊臺志》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，便是山川古跡及雜志事紀等條下，多錄前人或時人詩文以證之。這一方面增加了記事的容量，又保存了前代的文獻。如靈山條下備錄正統年間都指揮王清偕瓊臺士紳登山唱和詩二十首，“正德丙寅冬萬州雨雪”條下錄舉人王世亨專詠此事的長篇歌行一首，皆系他處所不見者，若無該志之移錄，則湮沒久矣。余雅愛詩，故每讀到此類地方，輒喜不自勝，枯燥乏味之感為之一掃，誠一樂也。古人有以《漢書》下酒之說，此庶幾類之耶？
未盡其才的女詩人馮銀
明末海南人陳是集編輯的《溟南詩選》，收錄明代海南閨嬡詩，有馮銀、丘夫人、林淑蘊、黎瑜娘、蘇微香等五家。其中僅馮銀有完整的傳記傳世，這便是成化十八年海南名賢王佐為她寫的墓志銘，使我們在欣賞她的詩作的同時了解她的身世情懷，并且借此窺見封建時代女子的普遍命運。
據墓志所述，馮銀字汝白，瓊山那邕人，生活的年代在宣德至成化年間，大約享年五十歲上下。父親馮源先后擔任福建龍巖和江西新城教諭，她是在龍巖出生。因為是獨女，父親非常重視對她的教育，很小就授以詩書。她又聰穎異常，能過目成誦，稍長便博通經史，對作詩尤有興趣。但她很少以詩稿示人，逝世之后，丈夫唐繼祖始持示王佐求作墓志。由于詩稿沒有刻印，現在流傳下來的只有絕句四首（見于《溟南詩選》和《粵東詩海》）和七律一首（見于《正德瓊臺志·節序》）。她的詩歌創作才能顯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。嫁給唐舟的孫子唐繼祖之后，丈夫經常游歷在外，她一人挑起了奉親教子的重擔，生活壓力肯定不輕。此外還有封建閨范的約束，時人普遍信奉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，女子作詩習藝，往往當作是輕浮或薄命的表現，閨閣詩人常會面臨悲劇的命運，何況她所嫁的家庭又是恪守封建道德的唐氏大族。王佐自身也是詩人，又是唐家的表弟（王佐母親也是唐氏族人），對馮銀應該是能理解和同情的，但他在墓志中也不能太多言及她的詩，反而大談她的孝道。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，有才華的女性如馮銀等，其遭遇不難想象。
馮銀所受的壓抑，從她的詩中也可看出來。她現存的五首詩，只有寫端陽競渡的七律情調比較明朗，其他四首都可歸于沉潛謙抑一類。即以那首受朱彝尊推崇的《暮春》來說，“綠暗紅稀春已深，東風吹度小墻陰。凋榮何限人間事，獨倚幽窗數過禽”，一種晚芳蕪穢、美人遲暮的孤寂之感貫穿字里行間，幾乎是淪肌浹髓一般。至于那首《端陽競渡》，其實也是用對比的手法，借寫競渡場面的熱鬧襯托閨中斗草的女主人公的孤獨。 還有《夏日》的“坐對北窗涼，晴空日正長”，《詠蟬》的“聲聲若相接，各在一枝棲”，何嘗不是透露了長晝獨處的無聊和無奈呢？王佐在墓志銘中極言她侍奉婆母的盡孝，“一味之甘，姑未嘗，不敢食”，“凡姑之心所愿欲，微見其意，即順承”，又言其待妯娌弟妹的無私，“有無通融，未嘗較量”，又說她欽慕顏淵為人，以教子讀書為任，“暇則與子觀書，則有余樂矣”。總之，是時時處處謹守三從四德，一切皆唯別人的意愿是從，唯獨沒有自我，這不正是那個時代女子的可悲之處嗎？
馮銀所嫁的唐家，世居府城東廂蕃誕村（也稱攀丹），是海南著名的世家大族，有明一代登進士、舉人者踵接，有傳記見于府志縣志的即有十余人。其中最著名的當算進士唐胄，官至戶部侍郎，主編《正德瓊臺志》，對海南文化卓有貢獻。唐繼祖的祖父唐舟也是進士，官至監察御史，其子唐亮也是進士，官至寧國府同知。唐繼祖乃歲貢生，但仕途卻不順，直至馮銀逝世后才謀得長沙府經歷之職（王佐墓志未言及他的官職可證）。又繼祖傳記中有“家素貧”之語，恐怕其父系唐舟之另一子，不然何至如此？傳中又記其弟紹祖虧官料被追逮，繼祖要賣掉馮銀從嫁田得錢數百金為償。可見馮銀嫁后，其家實已中落，不復盛時景況矣。以一中落的世宦之家，既負有封建禮教的重重枷鎖，在經濟實力上又徒具虛名，馮銀作為家中主婦，其困窘自然是不待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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